加拿大收入增长陷入停滞，真正症结或在生产率与经济增速

加拿大居民收入增长持续乏力，而问题的根源，可能并不只是税负、贫富差距或企业利润过高，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加拿大整体经济增速和劳动生产率长期下降。

过去10年，加拿大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年均仅增长0.6%，成为自近一个世纪前大萧条以来表现最差的十年之一。相比之下，20世纪70年代初，加拿大人均实际GDP增速一度接近4%；即使在21世纪初，也曾长期维持在约2.5%的水平。

数据显示，自2010年以来，加拿大滚动10年的人均实际GDP平均增速一直低于1%。在此前几十年中，只有截至1996年和1997年的两个十年周期出现类似低迷，当时年均增速约为0.9%。

这一趋势意味着，加拿大经济创造新增财富的能力正在明显减弱。

人均GDP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与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高度相关。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越快，企业创造的收入、员工工资、政府税收和居民消费能力通常也会同步提高。

自1961年以来，加拿大人均实际GDP累计增长约209%，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累计增长约222%，两者整体走势十分接近。

20世纪90年代，由于经济衰退后就业市场恢复缓慢，加上政府为解决高债务问题维持较高税负，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一度落后于GDP。

2008年以后，受油价上涨和税收下降等因素推动，居民收入增速曾短暂超过经济增长。但在过去10年，两项指标再次趋于一致：人均实际GDP年均增长约0.6%，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约0.8%。

这说明，近年来加拿大居民实际到手收入增长缓慢，主要是经济整体增长不足所致，而不完全是收入向企业或高收入群体转移的结果。

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来看，劳动收入占加拿大总收入的比例并未明显下降。2014年至今年第一季度，劳动收入占比由50.1%小幅升至50.2%；企业利润占比则维持在27.9%左右。

其余约五分之一的收入主要流向农民、非公司制企业以及间接税收。

与此同时，加拿大最高收入1%人群所占收入份额也没有持续扩大。数据显示，收入最高的1%人群在市场收入中的占比于2007年达到13.6%的高点，到2023年已降至11.6%。

在计入税收和政府转移支付后，最高收入1%人群的收入占比，则从2007年的9.7%降至2023年的7.7%。

这些数据并不意味着加拿大不存在贫富差距，而是表明，单纯依靠提高企业税负、增加对高收入者征税，或扩大收入再分配，可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普通家庭收入停滞的问题。

收入再分配可以改变现有财富如何分配，却不能自动创造新的经济产出。如果整体经济增长有限，可供企业、劳动者和政府分配的新增收入也会受到限制。

从长期来看，提高居民收入的核心仍然是提升劳动生产率。加拿大统计局的研究显示，长期收入增长中约90%来自生产率提高。

所谓生产率，简单来说，就是劳动者在相同时间内能够创造多少商品和服务。如果企业通过技术、设备、管理和员工培训，让每名劳动者创造更多价值，企业就更有能力提高工资、扩大投资并降低单位成本。

反之，如果生产率长期停滞，即使就业人数增加，经济总量有所扩张，人均收入和居民生活水平也未必会明显改善。

加拿大近年来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经济增长较多依赖人口增加，而不是人均产出提高。快速人口增长可以扩大劳动力和消费市场，但如果住房、交通、基础设施、资本投资和企业生产能力无法同步增加，人均经济产出就可能下降。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加拿大部分经济指标仍显示增长，但许多家庭却感觉生活水平没有提高。人口推动了整体GDP扩张，但人均GDP和实际工资增长仍然疲软。

加拿大央行副行长尼古拉·文森特此前将加拿大的生活负担问题概括为生产率问题。其背后的逻辑是，如果企业生产效率和人均产出无法提高，工资增长就难以长期超过通胀，居民对住房、食品和公共服务的负担能力也难以明显改善。

要扭转这一局面，加拿大政策重点可能需要从单纯讨论收入分配，转向提高经济创造收入的能力。

政策方向包括鼓励企业投资新设备和技术、改善税制竞争力、减少项目审批障碍、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劳动力技能，以及吸引能够提升生产率的私人资本。

与此同时，政府还需要控制无效补贴和低回报支出。如果公共资金长期流向缺乏经济效益的项目，不仅会增加财政负担，也可能挤压私人投资，并进一步削弱长期增长潜力。

对总理马克·卡尼而言，未来经济政策面临的关键考验，是能否推动加拿大从依赖人口和政府支出的增长模式，转向由投资、创新和生产率驱动的增长模式。

如果加拿大无法提高人均经济增速，即使政府继续扩大福利、补贴和转移支付，居民收入也可能只能获得短期支持，而难以实现持续改善。

从这个角度看，加拿大当前面对的不只是生活成本危机，更是一场长期增长危机。要真正提高普通家庭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核心并非重新分配一块增长缓慢的蛋糕，而是让整个经济蛋糕重新加快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