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加拿大,一个讽刺性的现实正悄然浮现:一个自诩平等、公正的国家,似乎正在缓慢但坚定地向一种“新封建主义”靠拢。这并非历史倒退,而是一种由制度设计、经济结构和精英主导所促成的现代变体——它以“进步”之名,掩盖了社会日益固化的真实图景。
随着前央行行长马克·卡尼成为加拿大总理,这一趋势变得愈发明显。卡尼的背景令人瞩目——金融圈出身,全球化论坛的座上宾,是典型的“达沃斯人”。而正是在他的主张下,加拿大政府正大力推行严苛的气候、税收和监管政策,表面上是为了可持续发展,但事实上却日益加重了中产阶级的负担,使得这个曾经社会流动性较强的国家逐渐变得阶层固化、机会稀缺。
官方统计数据早已敲响警钟。加拿大人均收入相对于美国的比值跌至有记录以来最低点,顶层20%的家庭掌握着全国超过三分之二的财富,而底层40%的家庭仅拥有不到3%。甚至多达四分之一的加拿大人正挣扎在贫困线以下。这样的财富结构,与中世纪封建社会的贵族与佃农,究竟有多少本质区别?
而真正标志着“现代封建主义”的,是住房制度的剧变。在卡尼政府推行的城市管控和环保法规之下,土地供应受到严重限制,叠加移民激增带来的需求暴涨,导致温哥华、多伦多等主要城市的房价飞涨。普通中产已经无法负担一套基本住房,而手握多套房产的少数人则坐享资产增值的红利。这不是“人人可居”的梦想,而是土地变成特权工具、住房变成封建地租的现实。
政府一方面高举环保与公平的大旗,另一方面却为拥有房产的既得利益群体制造垄断保护。所谓“城市加密”发展策略,在实践中未能有效增加住房供给,反而推高了土地和房价。而曾经支撑高薪岗位和产业活力的能源行业,如今在气候政策的名义下被系统性边缘化。加拿大并没有走向一个更加多元、富有活力的经济体,反而在制度上强化了资本和政府的双重集中。
与此同时,政府公共部门扩张迅猛,但民间经济却持续疲软。2002年加拿大人均GDP曾达到美国的80%,如今已跌至72%,这反映出政府膨胀并未带来社会整体的繁荣。就业、创新、生产力这些经济健康的关键指标,在过去二十年内均表现疲弱。尤其在创业和制造业领域,加拿大远远落后于美国,很难培育出真正的产业巨头。
在政治话语中,加拿大的精英阶层总喜欢把国内问题归咎于“特朗普主义”或“美式激进保守主义”。这种策略或许在选票上有效,但无法掩盖真正的问题:正是这些自诩进步的政策制定者,将金融、房地产与政治权力捆绑在一起,使得社会资源不断向上集中。
加拿大家庭不再期望下一代比上一代活得更好,不是因为社会懒惰,而是因为结构性通道已被悄然封锁。在今天的加拿大,一个人是否能实现财务自由,越来越取决于其是否出身“房产贵族”之家。
简而言之,加拿大并没有回到中古封建社会,而是走向了一种披着现代化外衣的封建重构。在卡尼这样的技术官僚主导下,加拿大并非缺乏治理能力,而是选择了将权力和财富进一步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是一种制度选择,也是一种价值判断。而最令人担忧的是,它正在悄无声息地改变加拿大社会的底层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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