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的住房危机不仅仅关乎房价飙升或高昂的市场租金,还涉及在全国讨论中几乎被忽视的、极低租金的非市场住房。此类住房在全国总住房存量中占比不到 5%,意味着加拿大面临的短缺既严重又具有结构性。
加拿大按揭及住房公司(CMHC)近日发布的第五轮《社会与可负担住房调查》(SAH)描绘了一幅令人担忧的现实图景。该调查记录了全国约 59.3 万套补贴住房,这些住房的租金主要由政府或非营利机构资助。调查覆盖了全国大部分地区,但不包括魁北克省的部分数据。
数据揭示了许多人早已从经验中知道的事实:需要补贴租赁住房的加拿大人数与实际能获得住房的人数之间存在巨大缺口,尤其是在大型城市中心,这一矛盾尤为突出。
近 60% 的可负担住房集中在仅 8 个大都市地区。其中,多伦多都市普查区就占了全部住房单元的 30%,温哥华位居第二,但仅占 6%。
更糟糕的是,现有住房存量老化严重且状况不断恶化。85% 的社会住房单元已使用超过 35 年,近一半的房龄达到或超过 45 年。毫不意外的是,房龄越老,状况越差。相比之下,2023 年以后建成的住房被居民评为“优秀”或“良好”的可能性是老房的两倍。
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资金不足。社会住房的租金通常与收入挂钩,确保租户能负担得起,但也导致维护资金不足。CMHC 的数据显示,2024 年全国一居室补贴公寓的平均租金仅为 572 加元,三居室约为 688 加元,这些价格仅为同一地区市场租金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使得住房运营和维护预算长期短缺。
资金缺口还因不均衡的融资结构而加剧。尽管联邦政府财力最强,却仅承担社会住房 17% 的资金;省级政府占 23%,市级政府负担 30%。更严重的是,每五套住房中就有一套缺乏正式的资金协议,进一步威胁到现有住房的可持续性。
然而,对社会住房的需求不仅迫切,而且还在增长。SAH 数据显示,补贴住房居民中,三分之一是老年人,有孩子的家庭占 25%,单身男性和女性占 22%,单人家庭(包括许多老年人)占全部租户的 55%。
这些人群并非短期或边缘群体,而是因长期的劳动力市场困境和有限的家庭支持而长期易受住房不安全威胁的加拿大人。
值得注意的是,政府直接管理的补贴住房仅占 53%,其余由非营利机构(27%)和合作社或其他组织(23%)运营。这反映出加拿大社会住房体系的复杂性和脆弱性——它依赖于由不同主体拼凑而成的网络,且往往缺乏长期协调和资金保障。
与西欧相比,加拿大的社会住房占比明显偏低。荷兰的非市场住房约占全国住房总量的 30%,法国的社会住房占比超过 15%,而加拿大仍徘徊在 5% 以下。
这一缺口带来了巨大的社会代价。在多伦多,申请一套补贴一居室的等待时间已超过 10 年;老年人申请单间的平均等待时间也同样漫长。实际上,这意味着几代低收入加拿大人被迫无缘在他们工作或期望养老的社区中获得稳定的居所。
新当选的自由党政府总理马克·卡尼承诺将使全国住房产量翻倍,并利用预制模块化建筑等创新方式实现工业化规模建设。这不仅值得期待,而且至关重要。
大胆的做法是将社会住房作为卡尼政府的标志性项目。加拿大应在未来十年建造 100 万套极低租金的预制模块化出租房。通过合理组合联邦土地、启动资金和投资担保,联邦政府可将全国社会住房占比提高到总住房的 10%,使我们更接近经合组织同行水平。
这样做不仅有助于将低收入劳动者融入劳动力市场,还将重申加拿大的承诺——确保住房与医疗和教育一样,是一项基本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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